避俗趋新，创建“未名”

——记“未名”图书馆

1946年，流亡在后方的一些厚余青年相继回乡，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厚余青年一起组织了“厚余青年协进会”，人数近60人。他们亲自撰写、编辑、发行青协刊物，启发厚余青年爱科学、争民主，建设新厚余的意识，积极推行陶行知先生的“平民教育”思想。他们还开展了读书活动，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章启宇、李纪民、庄严等提议创办一个图书室。

征得镇长章文煜同意后，把图书室设在厚余北街中国红十字会内。为了图书室的取名，几人冥思苦想，因鲁迅先生有“未名社”，乃起名“未名”图书室。

名字已有，书从何来？章启宇带头捐钱、捐书，捐书者中，有后任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章锦涛、生物学家章振华、人大教授章瑞鲂等，其中章瑞鲂捐书最多。不久，图书室已经有了1千多册图书，虽然只有两间平房，可是室内所有图书都摆放有序，书籍上的标签贴得整整齐齐。

当时厚余小学、厚余中学没有图书室，“未名”图书室的出现对当时的师生来说，无疑是场及时雨，每逢空闲的时候，图书室里就挤满了人，师生们在这里沐浴知识的光辉。“未名”图书室管理人员是义务的，这些进步青年的出现，就像闷热大地上出现的一股清新的风，为当地人们传播新思想。空闲之余，他们组织周边青年学习文化知识，学唱革命歌曲，当时的毕业生都学有所成，成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有用人才。

图书室的影响力之大，使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常看到许多盖有“未名”图书室印章的书籍——有鲁迅、巴金、丁玲、沈从文、陶行知、徐志摩、郭沫若、茅盾、冰心等人的书籍，有全套的《鲁迅全集》，还有许多国外名著，如《基督山恩仇记》等。

“未名”图书室内的书绝大多数是进步的，必然受到反动组织的抵制和破坏，在“厚余青年协进会”的热血青年及镇上社会贤达的保护下，图书室才得以保存下来。后来“未名”图书室搬入章家祠堂，图书越来越多，至1966年，藏书已有一万多册，但在文革中遭红卫兵破坏，所剩寥寥无几。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博览群书使得许多青年眼光变得更加长远。1948年7月，章启宇与厚余青年李纪民一起乘“金刚”号货轮自沪北上，进入冀东解放区，章启宇初在秦皇岛任冀东日报社记者、编辑，后任《河北日报》主编、河北省编修办副总纂，为河北省新闻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死后，要求子女把骨灰撒入秦皇岛海域——这是他投奔革命的第一个地方。（章燕良提供，章守本整理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