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蚕丝文化,是指栽桑、养蚕、缀丝、织绸与染织等先进技术及其物化而生成的文明。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栽桑养蚕制丝织绸是我国古代对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蚕丝已深深地渗透到历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对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生产生活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从而形成独具风格的蚕丝文化,成为中华浩瀚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下面我将从中国蚕丝文化的起源、传播、影响、发展出路这四个方面来简单谈一下中国的蚕丝文化。

（一）、中国蚕丝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植桑养蚕。蚕丝的利用开始于渔猎时代的末期，而养蚕开始于农业时代的初期即黄帝时代，相传黄帝之妃螺祖始教民育蚕，周朝蚕桑生产已成为专业化。西汉时期的缫织技术已相当进步。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大批西汉前期的丝织品，这些丝织品织制得已相当精美。当时丝织品的产量也很大。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东巡海上，封禅^①泰山，在华北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一路上用于赏赐臣僚的绢帛便有百万匹。当时朝廷用赋税的方式从民间征收的绢帛达五百万匹。据估计，那时候要织五百万匹绢，至少须用鲜茧四十万担。西汉时代丝织品的精美和产量的丰富，固然反映当时缫织手工业的水平，但也间接反映了当时蚕桑生产的发展情况。东汉的蚕桑业又比西汉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从简书和帛书的消长上可以看出。简书就是写在竹、木简上的字书；帛书就是写在绢帛上的字书。商殷时代，全是简书；春秋战国时代绢帛生产较多，才有帛书。汉朝简书和帛书并行，不过西汉简书多于帛书，到东汉后期，帛书大大超过了简书。可见东汉的绢帛生产比西汉多得多，说明东汉的蚕桑生产比西汉更发达了。

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期的若干个文化系统中心，出土了不同形状的蚕纹陶罐和陶蚕蛹及纺轮。陶器是中华农耕文明起源的重要证据，而蚕纹陶器可以推测其是用于饲蚕或盛蚕茧的容器，这是我国原始先民饲养家蚕的重要佐证；而陶蚕蛹是仿蚕蛹形状而制作的原始艺术品，这体现我国先民以蚕为图腾崇拜对象。新石器时期的蚕纹陶器和陶蚕蛹，是7000年前蚕丝文化萌芽的重要证据。夏商周上古三代遗址出土大量的蚕纹青铜器、蚕形玉器、刻有“桑、蚕、丝、帛”及“蚕示”卜辞的甲骨等，青铜器在我国是重要的礼器而非实用器物，“国之大事，惟祀与戎”，青铜器是王权的集中体现，在国之重器上刻画蚕纹，足见蚕地位之高；而玉是“礼天”和“祭地”的重要礼器，玉蚕体现先民对蚕的崇拜。蚕刻青铜器、蚕丝包裹的青铜器、玉蚕，体现了蚕丝是中华文化最为核心的礼仪、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元素。（1）上述这些文物的出土都有力地说明了我国蚕丝文化历史悠久。

随着蚕丝事业的发展，我国形成了四大蚕业中心：齐鲁地区、衮豫地区、楚国旧地以及四川盆地。《尚书·禹贡》记载：“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噘篚檿丝；徐州厥篚元纤缟；扬州厥篚织贝……”可见古代产丝地之广。但到了宋元以后，由于异族入侵是的人为破坏，棉花种植业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经济重心的南移等原因，黄河流域的蚕桑业开始走向衰落。

（二）、中国蚕丝文化的对外传播

蚕丝是我国古代文明产物之一，中国丝绸早在汉代以前就已输出，且闻名于国外，《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责，求奇缯物，问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今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乌氏倮贩卖丝货，运销外国，竟成巨富，位同封君，列朝议事”。中国丝绢在当时国际市场的身价，由此可见。公元前1090年至公元900年间，即周至隋末，中国的蚕丝文化主要通过“丝绸之路”向欧亚等地传播。其中向东主要是传播到日本，向西主要传播到一些欧洲国家，向南则主要传播到印度、越南等国。根据印度学专家雅各比考证：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在位时，大臣高底里雅所撰书中不仅有支那之名，且谓该时丝已贩运至印度；丝在印度除了做衣服外，还用作帝王的旌旗，临风招展，飒然有声。在其它运销印度的商品中如樟脑、铁、铅、茶、银朱、荔枝、豆、马、花生中，丝是首屈一指的畅销物。印度古代着名的《摩奴法典》将中国与希腊并列。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也有对中国丝的记载；梵文中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amsuka（丝衣服）等，皆以Cina（中国）这个字做成组成的部分，可见中国丝对古代印度之影响。

蚕丝文化的传播以“丝绸之路”为代表。汉武帝时期开辟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将“走出去”的理念付诸实践。丝文化在传承与传播中始终伴随着文化濡化和涵化，并不断地发生着变迁。

（三）、中国蚕丝文化的影响

蚕丝文化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半壁江山，夏鼐先生认为：“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长期以来曾是从事这种手工业的唯一国家。有人认为丝绸或许是中国对于世界物质文化最大的一项贡献。”（2）

蚕丝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标志，对于中国的农业发展以及农耕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蚕丝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是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地理生态条件；蚕丝文化植根的经济环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蚕丝文化根植的社会结构形态是以家庭为基本细胞的宗法制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先民遵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百姓“衣食为先”，农桑、田蚕、耕织并重，“耕读传家”，世世代代繁衍在东亚这块大地。历代统治者治国无不农桑并重倡导“农者，食之本；桑者，衣之源”、“奖劝农桑，教民田蚕”、“帝亲耕，后亲蚕”、“一夫耕，一妇蚕”、“农事伤，饥之本”、“女红害，寒之源”等观点深入人心，达成官民之共识。同时蚕丝文化对于中国的礼教文化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尚书·益稷》载舜、禹古代圣贤论“十二章”丝绸服饰图案，形成“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礼教文化源头，蚕丝服饰成为等级文化的重要外在标志，并形成了一个祖先、一种权力、一个核心的特殊礼治政体；《吕氏春秋·上农》中“帝亲耕、后亲蚕”的“先蚕礼”，及《礼记·月令》中“季春之月，后妃亲躬东乡蚕桑，以劝蚕事，分茧称丝以共郊庙之服”等“劝课农桑”的农政思想，体现了统治者对于蚕桑的重视程度；《蚕织图》描绘饲蚕、缫丝、织绸的生产过程，配以精美的图文和朗朗上口的诗歌，成为融艺术、技术于一体的教育百官及百姓栽桑养蚕的重要图谱，是统治者“为政以德”思想的实施。